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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能让垃圾重新 上海回收企业探路举步维艰

      发布时间:2018-03-23 11:07

      原标题:可再生资源回收价格让人“提不起精神”,没人愿意收运,自然没人愿意分拣 如何能让垃圾重新“吃香”起来

      上世纪80年代,繁荣于街头巷尾的废品回收站点,至今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不仅是废铜烂铁和旧报纸,类似指甲、头发、甲鱼壳、骨头等现在看起来没有价值的“垃圾”,在当时都能实现有价回收。

      如今,与落寞的废品回收站点形成鲜明反差,居民小区的垃圾桶却变得“繁荣”起来,里面“不该有”的垃圾越来越多:快递纸盒、饮料瓶罐、废旧衣物、电子废弃物……它们大多都是可再生资源,却被当成垃圾丢弃处理,也加重了垃圾桶和城市运行的负担。

      究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可再生资源的价值不复从前,没人愿意收运,也就没人愿意把它们从垃圾里分拣出来。

      这让我们思考促进垃圾分类的对策时,多了一个维度:除了在源头用力,还要在出路上想办法,怎样让低价值的可再生资源重新“吃香”起来。

      “1斤空可乐瓶连1元都卖不到?以前一个空瓶就能换一根冷饮!”一个周日的午后,家住荣乐小区的苏阿姨对着小区再生资源交投站的垃圾回收价格表唏嘘不已。

      这样的价格,的确让人“提不起精神”。十几个空的小可乐瓶才勉强够一斤,折算下来,一个瓶只值四五分钱。在荣乐小区再生资源交投站的价格表上,价格跌到谷底的,不止可乐瓶。旧衣服0.7元/公斤、品相差的黄板纸0.4元/公斤、利乐包0.4元/公斤、废塑料0.2元/公斤、透明废玻璃0.15元/公斤……

      对于低价值的可再生资源,“铃铛军”也提不起兴趣。“开个1吨运量的车,专门收废玻璃,扣除油费、过路费和收购成本,忙半天,估计就40元左右的利润。如若吃张交通罚单,还得倒贴!”老家河南的老张在上海干了16年“铃铛军”,他直言,按照现在的行情,废玻璃的价值几乎等同于垃圾,收运吃力不讨好,没人愿意干。

      对于回收价格缺乏吸引力,上海净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东文十分无奈。他表示,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可再生资源一直贬值,就算是现在的收购价,还是考虑到鼓励垃圾分类,做了适当的提升。以塑料袋为主的废塑料为例,200元/吨的收购价,已经远高于企业收购后转卖给下游40元/吨的价格。这当中有160元/吨的差价,实际上是收多少亏多少。

      为何亏本的事还要做?徐东文透露,能坚持下来,多亏了政府的补贴。去年起,徐东文公司所在的松江区规定,由街镇(开发区)确定,并经松江区经委、区绿化市容部门备案,参与再生资源回收与生活垃圾清运体系“两网协同”工作的企业,回收低价值再生资源(包括废塑料、废纸、利乐包、旧衣物、旧鞋子、废金属、废玻璃、废电子产品等)可享受补贴。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些低价值可再生资源的市场机制已近乎失灵,急需政府部门扶一把。”松江区绿化市容局环卫科科长颜玉祥表示,通过补贴,回收企业可以适当提高再生资源的收购价格而不至于亏本,从而激发居民从垃圾里挑出再生资源的积极性。数据显示,松江区2016年回收的低价值废旧物资总重量比2015年多出了1.45倍。

      “恐怕只有规模化运作、精细化管理这一条路了。”上海新锦华商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亚明坦言,这条路十分艰辛,没有政府部门介入几乎不可能走通。

      他告诉记者,可再生资源的低价值是相对的,如果收购规模有限,与下游议价时会丧失主动权,尤其是价格波动巨大的时候。比如废铁,价格一度从1400元/吨暴跌至200元/吨,如果卖给下游的规模有限,人家定的价格再低也只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保本还来不及,不会通过高价格来激励居动分拣出再生资源。

      要取得议价权,就要收购到一定规模的再生资源,触角必须深入到再生资源产出的一线,新锦华便瞄准了小区里的保洁员和垃圾箱房。2015年,在长宁区商务委、绿化市容局的协调下,新泾五村、天山新苑、水霞小区等3处条件较好的社区率先试点“两网协同”,社区里的保洁员换上统一,“升级”为分拣员,在垃圾箱房内将低价值再生资源从日常生活垃圾里分拣出来,连同居动交投的可再生资源,一同收运至新锦华旗下的回收站点。

      截至目前,这样的试点已扩大到近40个,今年有望再增加至50个。“预计扩大到三四百个小区,企业就能自给自足。”孙亚明表示,“两网协同”真正消除了回收企业和社区的“最后一公里”。原本居民生活垃圾由绿化市容部门负责清运,不专门分拣可再生资源,而想要可再生资源的回收企业很多社区又进不去,只能在街头巷尾和“铃铛军”竞争。

      试点后,回收企业直接在社区内分拣,剩下的垃圾由绿化市容部门清运。如此,可再生资源尽可能多地进入正规处置渠道,又在源头减少生活垃圾的清运量,还激发了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可谓“一石三鸟”。数据显示,长宁区最早的三个试点小区,每月平均回收再生资源近5吨,占居民生活垃圾总量的一至两成。

      不过,经过分拣的可再生资源不会马上运走,需要临时堆放,因此受制于场地条件和居民观念,并非所有小区都能顺利推进“两网协同”。为尽可能覆盖这些“空白点”,进一步增加回收的规模,新锦华推出了“再生资源回收交投网络中心”,居民点一下鼠标,就有专人上门回收。此外,长宁区还在推进旧小区综合整治、精品小区建设过程中,将“两网协同”的点位布局纳入改造、建设框架;在新建住宅小区审批过程中,将“两网协同”点位设施作为环卫设施审批的前置条件,从而推动更多小区配套多功能的垃圾箱房,具备可再生资源分拣、交投、收运以及绿色账户积分扫描等多种能力。

      为减少可再生资源等待清运的时间,新锦华还将购买专车,自建物流体系。“这样就不用自己蹬三轮送去回收站了,来回起码半小时,身体吃不消,还影响市容。”天山新苑的专职收废员范维国对此充满期待。

      推进垃圾分类要有效果,关键要解决分类的动力,说通俗些,就是让公众明白分类有什么好处、不分类有什么后果。近年来,上海推行绿色账户,就是将“获得奖励”作为居民分类的动力;而实施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处罚违规者,则是将“避免被罚”作为居民分类的动力。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指出,促进垃圾分类最根本的动力,是居民发自内心认同垃圾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是金钱价值,也可以是环保价值。否则,居民不认同价值,就会觉得垃圾分类没有意义,虽然短期内可以靠奖励或惩罚的制度来“刺激”分类,但就长远而言,“价值认同”是政府部门必须直面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垃圾分类可能还是“原地踏步”。

      松江和长宁的做法,都是通过抬高低价值可再生资源的收购价格,促进居民“价值认同”的有益尝试。区别在于,前者是直接补贴回收企业的差价,后者则是扶持回收企业规模化运作,减少亏损。“其实,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提升可再生资源的附加值。如果可再生资源能够像贵金属一样值钱,就不需要政府补贴来抬高收购价格,自然能卖高价。”杜欢政表示,垃圾资源利用企业的科技化水平直接影响垃圾资源利用的量和效,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策激励、财政扶持、产业引导等方式,促进相关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垃圾资源循环绿色利用的水平和效益。

      日本的川崎环保城就是一个可借鉴的范例,1997年创建至今,以位于川崎临海地区的企业为主体,以开发资源循环型、环境协调型产业作为经济振兴支柱,已逐步发展成为环保企业和研发机构集聚的新型高科技绿色环保工业带。其壮大绝非一蹴而就,当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税政策,为推进节能环保产业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比如改革税制,当地涉及垃圾循环利用的中小企业使用指定节能设备,可享受7%的税额减免以及一定年限的减免税措施。杜欢政认为,上海在符合条件的区域布点建设若干市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给予政策倾斜,让更多使垃圾通过循环利用获得高附加值的项目生根开花,是取得“价值认同”的有效出路。

      去年底开始试运行的闵行餐厨再生资源中心,也为如何让垃圾“吃香”指出了一条明路。该区每天200吨的餐厨废弃物,经过多道环保程序,最后放入封闭的生化处理机进行高温好氧发酵,制成土壤调理剂,成为当前修复盐碱土壤、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香饽饽”,吸引了不少下游企业慕名而来。“这种环境友好型产品前途广阔,只盼源头的垃圾分类更细致,让我们的机器有更多的湿垃圾可‘吃’!”中心负责人对于未来充满信心。

      原标题:可再生资源回收价格让人“提不起精神”,没人愿意收运,自然没人愿意分拣 如何能让垃圾重新“吃香”起来

      上世纪80年代,繁荣于街头巷尾的废品回收站点,至今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不仅是废铜烂铁和旧报纸,类似指甲、头发、甲鱼壳、骨头等现在看起来没有价值的“垃圾”,在当时都能实现有价回收。

      如今,与落寞的废品回收站点形成鲜明反差,居民小区的垃圾桶却变得“繁荣”起来,里面“不该有”的垃圾越来越多:快递纸盒、饮料瓶罐、废旧衣物、电子废弃物……它们大多都是可再生资源,却被当成垃圾丢弃处理,也加重了垃圾桶和城市运行的负担。

      究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可再生资源的价值不复从前,没人愿意收运,也就没人愿意把它们从垃圾里分拣出来。

      这让我们思考促进垃圾分类的对策时,多了一个维度:除了在源头用力,还要在出路上想办法,怎样让低价值的可再生资源重新“吃香”起来。

      “1斤空可乐瓶连1元都卖不到?以前一个空瓶就能换一根冷饮!”一个周日的午后,家住荣乐小区的苏阿姨对着小区再生资源交投站的垃圾回收价格表唏嘘不已。

      这样的价格,的确让人“提不起精神”。十几个空的小可乐瓶才勉强够一斤,折算下来,一个瓶只值四五分钱。在荣乐小区再生资源交投站的价格表上,价格跌到谷底的,不止可乐瓶。旧衣服0.7元/公斤、品相差的黄板纸0.4元/公斤、利乐包0.4元/公斤、废塑料0.2元/公斤、透明废玻璃0.15元/公斤……

      对于低价值的可再生资源,“铃铛军”也提不起兴趣。“开个1吨运量的车,专门收废玻璃,扣除油费、过路费和收购成本,忙半天,估计就40元左右的利润。如若吃张交通罚单,还得倒贴!”老家河南的老张在上海干了16年“铃铛军”,他直言,按照现在的行情,废玻璃的价值几乎等同于垃圾,收运吃力不讨好,没人愿意干。

      对于回收价格缺乏吸引力,上海净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东文十分无奈。他表示,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可再生资源一直贬值,就算是现在的收购价,还是考虑到鼓励垃圾分类,做了适当的提升。以塑料袋为主的废塑料为例,200元/吨的收购价,已经远高于企业收购后转卖给下游40元/吨的价格。这当中有160元/吨的差价,实际上是收多少亏多少。

      为何亏本的事还要做?徐东文透露,能坚持下来,多亏了政府的补贴。去年起,徐东文公司所在的松江区规定,由街镇(开发区)确定,并经松江区经委、区绿化市容部门备案,参与再生资源回收与生活垃圾清运体系“两网协同”工作的企业,回收低价值再生资源(包括废塑料、废纸、利乐包、旧衣物、旧鞋子、废金属、废玻璃、废电子产品等)可享受补贴。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些低价值可再生资源的市场机制已近乎失灵,急需政府部门扶一把。”松江区绿化市容局环卫科科长颜玉祥表示,通过补贴,回收企业可以适当提高再生资源的收购价格而不至于亏本,从而激发居民从垃圾里挑出再生资源的积极性。数据显示,松江区2016年回收的低价值废旧物资总重量比2015年多出了1.45倍。

      “恐怕只有规模化运作、精细化管理这一条路了。”上海新锦华商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亚明坦言,这条路十分艰辛,没有政府部门介入几乎不可能走通。

      他告诉记者,可再生资源的低价值是相对的,如果收购规模有限,与下游议价时会丧失主动权,尤其是价格波动巨大的时候。比如废铁,价格一度从1400元/吨暴跌至200元/吨,如果卖给下游的规模有限,人家定的价格再低也只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保本还来不及,不会通过高价格来激励居动分拣出再生资源。

      要取得议价权,就要收购到一定规模的再生资源,触角必须深入到再生资源产出的一线,新锦华便瞄准了小区里的保洁员和垃圾箱房。2015年,在长宁区商务委、绿化市容局的协调下,新泾五村、天山新苑、水霞小区等3处条件较好的社区率先试点“两网协同”,社区里的保洁员换上统一,“升级”为分拣员,在垃圾箱房内将低价值再生资源从日常生活垃圾里分拣出来,连同居动交投的可再生资源,一同收运至新锦华旗下的回收站点。

      截至目前,这样的试点已扩大到近40个,今年有望再增加至50个。“预计扩大到三四百个小区,企业就能自给自足。”孙亚明表示,“两网协同”真正消除了回收企业和社区的“最后一公里”。原本居民生活垃圾由绿化市容部门负责清运,不专门分拣可再生资源,而想要可再生资源的回收企业很多社区又进不去,只能在街头巷尾和“铃铛军”竞争。

      试点后,回收企业直接在社区内分拣,剩下的垃圾由绿化市容部门清运。如此,可再生资源尽可能多地进入正规处置渠道,又在源头减少生活垃圾的清运量,还激发了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可谓“一石三鸟”。数据显示,长宁区最早的三个试点小区,每月平均回收再生资源近5吨,占居民生活垃圾总量的一至两成。

      不过,经过分拣的可再生资源不会马上运走,需要临时堆放,因此受制于场地条件和居民观念,并非所有小区都能顺利推进“两网协同”。为尽可能覆盖这些“空白点”,进一步增加回收的规模,新锦华推出了“再生资源回收交投网络中心”,居民点一下鼠标,就有专人上门回收。此外,长宁区还在推进旧小区综合整治、精品小区建设过程中,将“两网协同”的点位布局纳入改造、建设框架;在新建住宅小区审批过程中,将“两网协同”点位设施作为环卫设施审批的前置条件,从而推动更多小区配套多功能的垃圾箱房,具备可再生资源分拣、交投、收运以及绿色账户积分扫描等多种能力。

      为减少可再生资源等待清运的时间,新锦华还将购买专车,自建物流体系。“这样就不用自己蹬三轮送去回收站了,来回起码半小时,身体吃不消,还影响市容。”天山新苑的专职收废员范维国对此充满期待。

      推进垃圾分类要有效果,关键要解决分类的动力,说通俗些,就是让公众明白分类有什么好处、不分类有什么后果。近年来,上海推行绿色账户,就是将“获得奖励”作为居民分类的动力;而实施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处罚违规者,则是将“避免被罚”作为居民分类的动力。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指出,促进垃圾分类最根本的动力,是居民发自内心认同垃圾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是金钱价值,也可以是环保价值。否则,居民不认同价值,就会觉得垃圾分类没有意义,虽然短期内可以靠奖励或惩罚的制度来“刺激”分类,但就长远而言,“价值认同”是政府部门必须直面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垃圾分类可能还是“原地踏步”。

      松江和长宁的做法,都是通过抬高低价值可再生资源的收购价格,促进居民“价值认同”的有益尝试。区别在于,前者是直接补贴回收企业的差价,后者则是扶持回收企业规模化运作,减少亏损。“其实,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提升可再生资源的附加值。如果可再生资源能够像贵金属一样值钱,就不需要政府补贴来抬高收购价格,自然能卖高价。”杜欢政表示,垃圾资源利用企业的科技化水平直接影响垃圾资源利用的量和效,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策激励、财政扶持、产业引导等方式,促进相关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垃圾资源循环绿色利用的水平和效益。

      日本的川崎环保城就是一个可借鉴的范例,1997年创建至今,以位于川崎临海地区的企业为主体,以开发资源循环型、环境协调型产业作为经济振兴支柱,已逐步发展成为环保企业和研发机构集聚的新型高科技绿色环保工业带。其壮大绝非一蹴而就,当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税政策,为推进节能环保产业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比如改革税制,当地涉及垃圾循环利用的中小企业使用指定节能设备,可享受7%的税额减免以及一定年限的减免税措施。杜欢政认为,上海在符合条件的区域布点建设若干市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给予政策倾斜,让更多使垃圾通过循环利用获得高附加值的项目生根开花,是取得“价值认同”的有效出路。

      去年底开始试运行的闵行餐厨再生资源中心,也为如何让垃圾“吃香”指出了一条明路。该区每天200吨的餐厨废弃物,经过多道环保程序,最后放入封闭的生化处理机进行高温好氧发酵,制成土壤调理剂,成为当前修复盐碱土壤、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香饽饽”,吸引了不少下游企业慕名而来。“这种环境友好型产品前途广阔,只盼源头的垃圾分类更细致,让我们的机器有更多的湿垃圾可‘吃’!”中心负责人对于未来充满信心。